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

主持人语

近年来，历史政治学成为中国政治学界颇受关注的话题，一批学者围绕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重大议题、方法论取向等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基于此，“政治学人”公众号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举办“历史政治学：共识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历史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围绕历史政治学已经形成的共识和亟待反思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编辑部特推出专栏，以飨读者。（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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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知识论是讲我们耳熟能详的理论体系、概念、方法论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历史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来源。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可从理论体系层次、概念层次、方法论层次进行分析。

第一，理论体系层次。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历史政治理论来自制度变迁的方式，而制度变迁方式的背后是历史的性质问题。英国、美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即现代化历程，其中商人、个人的作用十分巨大，它形成的是以个人为中心或者叫以社会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简称为个人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德国的制度变迁路径，简单来说就是官僚制(或称皇帝官僚制)主导，军队作用比较大，因此此路径与历史产生的是以国家为中心、官僚制理论特别发达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是，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因为从晚清到民国之间中国处于国家大转型时期，商业力量十分弱小，个人无法发挥作用，国家机器也近乎瘫痪，尤其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如鲁迅所说，“城头变幻大王旗”。因此，只有政党才能把国家组织起来，这一路径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

我们进而追问，为什么有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历史政治学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本体论。历史本体论关注的是历史的属性问题。众所周知，德国的历史很短，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始算起，现代德国也就500年历史；英国从罗马人登陆算起，也就是1000年的历史；而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历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面向，一个是政治面向。他认为从罗马帝国到民族国家形成，欧洲的历史一直是社会史。社会史就是众多城邦国家的多统的历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后，据史书记载，在德意志地区还有1700多个城邦国家，彼此都是独立的。在罗马帝国以后，整个欧洲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独立城邦国家，一个城堡就可以成为一个城邦国家。就如查尔斯·蒂利所说：“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城邦之间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最后形成了如今的二三十个欧洲民族国家。战争是它们的生存方式，彰显了社会史面向与社会史属性。战争制造的国家具有行政主导权，但是行政主导权并不能摆平社会史中的众多诸侯势力，因此众多诸侯就成立了议会来制约国王的权力(即行政权)，无代表权不纳税。这就是说，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制度变迁的方式产生了特定的历史政治理论。

中国在先秦时期就追求大一统，在大一统的过程中，制度化建设由秦汉开始正式确立下来。因此，之后中国虽然也有社会史，如八王之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政治，特别是晋的地方力量非常大，但凡是地方力量强大之时，频繁的战乱总体上却是趋向于大一统的。因此，从先秦到秦汉以后是大一统的制度化。尽管也有“中国分裂的历史可能比统一的历史更长”的说法，但同时，中国在分裂的时候也在追求统一。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历史线索，中国的历史是政治史，具有政治属性。吕思勉、钱穆等学者都反复强调历史的政治属性问题，如钱穆强调中国以国家史、政治史擅长。

历史属性的不同使我联想到学科的不同。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翻译成中文至今已有30多年了。但是，中国的政治学者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很少。在社会学专业，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也不多。而当我们提出历史政治学的倡议之后，有众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认为历史政治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出路。究其根本，这是因为天然的历史属性的内在驱动。欧洲、美国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因此，如果从历史当中发现问题、理论，它可能叫历史的社会科学，直接来说是叫历史社会学。中国史的政治史属性决定了基于历史的社会科学是历史政治学，因此当我们提出历史政治学后，就为大家所接受。历史社会学在欧美的发达，说到底是因为它的历史是社会史，而不是政治史。中西方历史属性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在研究历史政治学的时候，也研究政治史，但历史学家可能和政治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政治学家研究的是方向性历史，而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事件性历史。历史学家的贡献在于发现新史料，而政治学家研究历史政治学只能用二手资料。二手资料的对错不是政治学家的责任，而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因此，政治学家尽量把历史的真实性还原，不可能像历史学家一样去发掘史料。政治学家是在资料发掘和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做方向性的历史研究，提炼概念、提炼理论。在历史研究当中发现概念、发现理论，这一点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是共通的。这些概念与理论源于历史本体论决定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历史政治理论的差异性。

研究都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研究历史政治学要从历史本体论出发。历史具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前面所讲的历史属性的差异。第二是历史的连续性。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这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当中都表现出来。第三个特征就是历史的空间化，空间化就是“关系叠加”。因此，我们要研究现在肯定要研究过去，因为历史是最稳定的政治经验。哈贝马斯曾经提出，社会科学有三个知识来源，第一是既有理论，第二是历史，第三是现实。现实是变动不居的，变化非常快。而历史是比较稳定的政治经验研究，历史往往能留下来。鉴于历史的几个特征——本体论属性的差异、历史连续性、历史的空间化，我们虽然是在研究历史，其实是在研究现在、研究当下，也在研究未来。

第二，概念层次。社会科学理论无外乎有几个层次，首先是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下面是一个又一个支撑性的概念、解释的概念、分析的概念。比如说人是什么，人是关系中的人、进程中的人、观念中的人。在西方社会科学调查方法中，就一个问题进行民调，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回答，但是当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方式。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关系中的人、观念中的人、过程中的人不同，即“人是什么”是不一样的。那么，政治是什么？这些基本概念也是不一样的。用我们最熟悉的西方政治学的概念讲，政治就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这其实是1930年代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概念的变相表达，拉斯韦尔说政治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这些概念都是关于个人的利益分配，个人利益分配的社会科学化表述最早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韦伯认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政治，都是权力的分配。在1930年代，卡尔·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划分敌我问题。施密特对政治的定义，其实就是西方政治学最正宗的定义。往前追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换句话说，欧洲的政治就是战争，战争是他们的政治生活方式。再继续往前追溯，霍布斯说，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丛林规则，是狼的状态，是战争状态。

所以，政治的概念，也是历史或者制度变迁的一种表述，只不过就是韦伯将其社会科学化了，表现得更加文雅一点。其实欧美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斗争、权力分配、你死我活，到今天在国际政治当中依然很明显，他们主张安全困境、零和博弈等。相反，中国人从先秦尤其是到西汉之后，关于政治的描述都是治体问题，即政治秩序怎么办的问题，包含着治理的价值、制度的维度、治理的方法，与当今我们所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对于人的理解、对于政治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更别说对其他概念诸如国家、政府、政党等的理解了。西方的政党就是利益分配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而中国的政党是将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虽然名称一样，都是政党，但是本质上差别十分大。

第三，方法论层次。方法论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但是从中国120年的社会科学史来讲，不同时代的方法论具有明显的国家性，或称之为历史性。比如说晚清、民国流行的是制度主义方法论，其背后的史观是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治形式，用这个标准来塑造并衡量全世界的政治制度。而我前面提到，代议制是为了制约行政权的议会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史的产物。用这个方法论去衡量当时晚清、民国的政治制度，自然会认为晚清、民国都是错的，都需要革命与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流行的方法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塑造的史观是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后30年，政治学流行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主义，其史观是代议制民主。

时代到了今天，中国政治学走过了120年，在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系统地从中国资源中汲取理论营养。历史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而非一个独立的领域。它与历史主义具有一定联系，也存在一定差异，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历史政治学通过研究政治史发现理论、概念、方法。总而言之，历史政治学刚刚被提出，虽然历史主义的思维很发达，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要产生成果还要假以时日，未来几年我们会有一系列成果问世。

责任编辑：许飞

一审：肖伟林  二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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